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炒股配资公司玩那个击鼓传花的游戏

1904年，也就是光绪三十年那会儿，有个挺有名的改革派大官，四川总督锡良，瞅准了全国都在搞铁路建设的热乎劲儿，就搞了个“川汉铁路公司”，还是官府来办的。他的打算呢，就是要修一条从成都直通货到汉口的铁路线。

主意不错，可朝廷手头紧，没钱支持，得靠锡良自个儿琢磨对策了。

起初，锡良琢磨着从老百姓那儿筹点钱来修铁路，结果费了好大劲吆喝，可大伙儿都不觉得这铁路能行，这事儿让锡良挺犯难的。

根据安排，修这条铁路得花上5000万两银子，要想凑够这笔钱，真不知何时是个头。锡良就想了个法子，打算让全省的农民朋友们来“掏腰包”。

尽管农户们已经被各种繁重的税费压得喘不过气，但锡良还是觉得修建铁路对国家和百姓都有好处。他决定让百姓再忍耐一下，自己愿意背上骂名，接着就在全省各地贴出了《集股章程》的通知，告诉大家要通过收取一部分租金作为股份来修建铁路。

“租股”还有个说法叫“抽租之股”，这是全省农户都得参与的一个股份制度。按照公告上的说法，川汉铁路修好了，那就是全省人的。不过有个条件，就是家里收租子一年超过十石粮食的农户，得拿出当年收入的百分之三来入股，这个就叫“租股”。等到铁路开始赚钱了，大家就能按这个股份分红利了。

总的来看，这个公告挺好的，以后对老百姓也有好处。现在就是种地的人家得多交点“费用”罢了。

事儿是这样的，租股的最小单位得50两银子一股，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，一年到头能攒下几两银子呢？要说一下子拿出50两来交租股，就连那些家境不错的富裕人家都得心疼一下，就更别提那些靠种地为生的农户了。因此啊，这些农户们交的租股，往往都远远够不上那个标准。

再说锡良牵头弄的那个川汉铁路公司，他们收了钱会先给个条子，等老百姓一年一年地把50两银子凑齐了，再拿这个条子去换股票。

换句话说，老百姓得攒上好几十年，才能买得起一股股票。要是手里没股票，那红利就全进了租股管理的官府腰包里。只有等你真拿到股票了，红利才会发给你。

说白了，租股这玩意儿，就是锡良换了个方式多收税。他拿着老百姓的钱去修铁路，却连点分红都不给，这种做法，肯定得惹毛不少人，民怨四起那是迟早的事。

但跟普通老百姓比起来，四川那些有钱有势的商人和乡绅，可看出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机会。他们手里头有钱，拿出50两来换个股东的名头，那简直是小菜一碟。最关键的是，一旦成了股东，就能跟锡良那样，白白用老百姓的钱，还不用给他们什么好处。将来川汉铁路要是盈利了，他们就能分红；要是赔了，主要还是老百姓吃亏，反正他们自己稳赚不赔。

结果，原本锡良费劲吆喝却无人问津的川汉铁路，突然间变成了四川商人和乡绅们争相追捧的热门项目。

到了1910年年底，川汉铁路公司总共筹集了白银1198万两。这里面，官府拿出了23万两，商人们投了245万两，而绝大部分，也就是928万两，都是老百姓用租地入股的钱。

对四川的老百姓来说，虽然现在还没捞到啥好处，但川汉铁路说到底还是大伙儿共有的。所以，大伙儿都盼着川汉铁路能早点修好，赚点钱，这样心里也有个底儿。

川汉铁路到底建了没？建了。那建了多少呢？其实就建了一小段。

其实这些商人乡绅有了钱后，压根没打算修铁路，他们是想趁着这个机会，把钱都捞进自己腰包。最后，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当时在上海特别火的橡胶股票上。

橡胶股的热潮是从伦敦交易所开始的。到了1909年那会儿，伦敦交易所里一磅橡胶才卖3先令，可到了第二年，价格噌噌噌涨到了12先令。橡胶需求火得不行，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也跟着一路飙升，这事儿很快就被清朝的人给盯上了。

清朝那会儿，自个儿没法造橡胶，也没有专门的橡胶公司，所以只能从国外买进橡胶来用。

市场存在自然就有需求，上海那家的麦边洋行，干脆直接搞了个兰格志橡胶公司想趁机捞一把。刚开始，他们定的股价才60两一股，但奇怪的是，愿意买的人却没几个。

后来，麦边洋动了歪心思，搞了个新花样，说以后每三个月分一次红。这分红可是实打实的银子给股东们。他声称，只要花60两买一股，三个月后就能分到12.5两的红利，一年下来，本金就回来了，这诱惑力实在太大。大家一听，都抢着买，跟不要钱似的。就这么一年时间，兰格志橡胶公司的股票噌噌往上涨，涨到了每股1160两，想买都买不着，成了抢手货。

看到麦边公司赚得大把钞票，其他公司心里直痒痒，也都急着推出自家的分红方案。这些方案不仅分红多，而且周期还短。再加上国际上跟橡胶沾边的东西都涨价了，大家都觉得，这股票肯定能赚大钱。

1910年5月，就是宣统二年那会儿，兰格志的股票噌噌往上涨，一股直接冲到了1650两，所有人都跟疯了一样。管着川汉铁路在上海那边钱财收支的施典章，心里也痒痒，想趁机捞一把。他先是大手笔投了210万两进去，后来还不知足，又偷偷挪用了70万两，一门心思就想着能赚个盆满钵满。

不过好景不长，没多久美国就放出风声说要收紧钱袋子，还限制大家买橡胶。这下子，跟橡胶沾边的公司股票都栽了跟头。麦边一看大事不妙，卷了钱就跑回了英国。他这一跑，兰格志橡胶公司的股票就像断了线的风筝，直线下降。

玩那个击鼓传花的游戏，结果花最后没人接，事儿大了。

另一边，施典章挥霍掉了大堆股金，这事招来了不少人的指责。当然，其他股东们也没那么清白，他们也偷偷动了不少钱。谁也别说谁，都一个样。为了摆平老百姓的情绪，股东们合计了一下，决定先动手修点铁路，好让局面稳下来。挑来挑去，最后定下了修宜昌到万县这段铁路。

宜昌到万州这段路，在三峡那一带，修铁路可不容易。那儿到处都是溶洞、地下河这些糟糕的地形，地质状况超级复杂。

说到为啥要先挑这么难的路来修，其实就是股东们想拖延时间。毕竟修路这事儿本来就难，修个七八年也是常有的事。为了摆个样子给人看，他们就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工程师詹天佑来负责。

詹天佑心里装着国家和人民，满怀信心地来了，可一到工地，他就傻眼了。这些人压根儿就没心思修铁路，他指挥起来根本没人听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人还中饱私囊，一条才三十多里的铁路，竟然花了300万两银子。詹天佑气不打一处来，最后干脆直接离开了。

这时候，朝廷里的一些高官瞧出了商办铁路的问题所在。修铁路啊，得全国一盘棋，统一规划，再分批分期慢慢来。可眼下，全国各地都抢着修铁路，乱成一锅粥，这哪行？再说商办这事儿，说是商办，结果资金一直凑不齐，修路计划就这么一拖再拖。

1911年5月，也就是宣统三年的那会儿，给事中石长信上书提议，说铁路得收归国家管，这个想法得到了岑春煊、盛宣怀等人的赞同。

特别是盛宣怀，他心里盘算的工业蓝图里，铁路那可是经济的顶梁柱，得牢牢抓在自己手上。对他来说，修铁路那好处可多了去了，毕竟他掌控着汉冶萍煤铁厂呢。一旦全国上下都动手修铁路，汉冶萍煤铁厂的铁轨那还用愁卖不出去？光是这一项，就能赚得盆满钵满，更别说其他的好处了。

5月9号那天，盛宣怀得到了朝廷高官们的点头同意，他就以邮传部大臣的身份说了，铁路干线得归国家管。这里面，最重要的两条铁路得收回来，一条是之前提过的川汉铁路，还有一条就是张之洞主持的粤汉铁路。

不过盛宣怀说要国有化，但具体咋个国有法儿他却没说清。到底是硬抢回来呢，还是有别的啥路子？要是真硬抢，那之前大伙儿凑的钱咋整？要退的话，又该怎么个退法？

盛宣怀平时挺精明，他这次为啥态度不明确呢，其实就是想摸摸他们的底，看能不能多捞点好处。

消息一传开，鄂、湘、粤那边立马就闹翻了天。说到底，这三个地方的领头人物大多是商人和乡绅，哪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被触动。在他们看来，铁路国有那就是跟老百姓抢饭碗，以后修铁路还得找外国列强借钱，这不就等于把路的管理权拱手让人了吗？所以他们赶紧印传单，到处宣传，还琢磨着派几个代表去北京，找载沣讨个说法，让他把这事儿给撤了。

然而，由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，地方上的督抚大人们对盛宣怀并不买账，更有甚者，还打算上书参他一本。

一听到消息，盛宣怀马上就琢磨出了个主意：

以前那些铁路公司的股东们，要是想拿朝廷的股票，那就给他们朝廷的股票，利息还是照旧，六厘不变。

如果不想要领取的话，可以按当初入股时的价钱退回现金，不过得等五年后才能开始给，而且得在十五年里全给完。

对于大多数股东而言，铁路成了国家的，他们的股票跌得厉害。大家心里都没底，觉得朝廷修好铁路的希望不大。所以，很多人就想着，能不能按照当初买股票时的价钱，把钱退给他们，换成真金白银拿在手里。

不过盛宣怀的计划是，头五年一分钱不给，得等上十五年才能拿全，大家怎么都不肯接受。闹了一阵后，盛宣怀有了新决定：湖北和湖南的股票，全额退成现金；广东的股票呢，先退六成现金，剩下的四成就转成朝廷不用付利息的债，以后再慢慢还。

这样一来，湖北和湖南的那些有钱有势的商人们，全都拿回了自己的真金白银。而广东的商人们呢，虽然只拿回了六成，但他们心里也明白，股市这玩意儿有风险，大家也就没那么纠结，算是想得通了。

盛宣怀愿意放手，主要是因为朝廷已经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这四家大银行签好了《湖广铁路的借钱合同》，手里头有了4800万两白银。那三块地方的股份银子加起来也就几百万两，就算全还了，也不算啥大钱。再说了，粤地的商人只出六成，这么算下来，朝廷其实还是赚了便宜的。

情况是，湖北、湖南、广东那边都已经获得了赔偿，但四川这边还没啥进展。

当铁路要归国家所有的消息传开时，多数人心里头琢磨着，国有也挺好，只要不跟那些外国势力借钱就成。再说那川汉铁路，捣鼓了好几年，还是一团糟，看起来没个完工的日子，还不如直接交给朝廷打理。不过，这里有个条件，那就是朝廷得把已经花掉的钱折算成债券，剩下的银子得还给四川的老百姓。

不算之前在股市里赔掉的300万和修缮花掉的300万，账面上应该还剩下700多万两银子。

但盛宣怀心里不情愿，他觉得那几百万两银子肯定不会轻易发出去。他觉得，与其让那些银子留在地方上，还不如自己直接掌控着呢。

因此，他想了个法子来补偿四川那边，就是把已经花掉的和现在还有的银子，都不直接还了，而是统统换成国家的铁路股份。至于那些亏空的部分，朝廷可不会买单。

这样一来，川汉铁路的资金总额别说按一千万两银子来算，就连换成真金白银都不行了。这个方案刚一提出来，立马就惹毛了不少人，可盛宣怀压根儿不当回事，他还催着川汉铁路公司赶紧把账本捋顺了，好进行交接。

这回，那些赔了钱的乡绅商人们可急眼了，朝廷又不给他们擦屁股，其他股东和老百姓肯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于是，他们就拿朝廷不肯退现银说事，硬说朝廷把他们之前的股本给私吞了，现在就只给认这么点儿钱。

老百姓哪懂这些复杂的弯弯绕绕？再加上朝廷找外国人借钱来修铁路，那些乡绅又说朝廷把川汉铁路抵押给洋人来换钱了，这可把大家给惹毛了。于是，大伙一股脑儿地去找四川代理总督王人文讨说法。

王人文觉得盛宣怀的做法不太讲究，他主张把已经用掉的钱转换成朝廷的股票，剩下的没用掉的钱就交给川汉铁路公司自行安排。可盛宣怀呢，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擅自做主给处理了，这样做肯定会把事情搅得更大。但盛宣怀对此却完全不放在心上，根本不理会这些意见。

后来，王人文仔细琢磨了以前的那些列强贷款协议，发现贷款得由主借的银行来盯着，还得拿厘税当抵押。不光是工程师得找外国人，就连买材料、用工这些事儿也得银行来管。他赶紧给朝廷写了报告，说盛宣怀签的是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狠狠批评了他一顿，说他把国家的权益都给丢了。

盛宣怀心想，王人文那家伙是不是说得太过头了？说到底，川汉铁路公司自己捅的娄子，亏的钱也是他们自家的，跟朝廷没半毛钱关系，朝廷凭啥要去给他们擦屁股呢？至于剩下的钱，是归朝廷还是继续留在川汉铁路公司？这事儿简单，直接把王人文撤了，让赵尔丰去当四川总督，不就结了。

选赵尔丰，主要是觉得他是个硬茬子，手段强硬，心黑手辣在圈里可是出了名的。让他来代理四川总督，就是想让他那股子狠劲儿，一股脑儿地用在推行铁路国有化上，铁了心要干成这事儿。

没想到赵尔丰也对盛宣怀的做法不以为然，他一边忙着稳定已经建立起来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情绪，一边又含蓄地给盛宣怀提了个醒。

在王人文和赵尔丰的掌控下，四川保路运动的那些同志们，其实也就仅限于表达下请愿的意愿罢了。

没想到盛宣怀被惹毛了，他一气之下，把存在宜昌的银子直接给了川汉粤汉铁路的负责人端方。这一举动可把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人给惹急了，很多人开始琢磨着怎么在全省范围内抵制捐税、不交公粮，有的地方甚至还闹起了起义。

这回连英国在成都的领事也看不下去了，他说盛宣怀得把股款退给川汉铁路公司，以后川汉铁路还是让商人来办，这样也算是给清政府留个面子。可清政府却像没看见一样，特别是盛宣怀和端方，他们俩已经深陷在那几百万两银子里面拔不出来了。

之后，盛宣怀给赵尔丰发了电报，让他像对付那些叛乱分子一样，把几个领头的给处置了，剩下的就安抚好。但赵尔丰就是不愿意下狠手。这时候，旁边煽风点火的端方直接上书朝廷，弹劾了赵尔丰，要求罢免他的官职。

1910年9月头几天，宣统皇帝那边下了死命令，让赵尔丰得狠狠地把这事儿给摆平了，不然就得吃大亏。另外，还派了端方带着兵马进四川，去弹压那保路运动。

赵尔丰被乌纱帽的压力逼急了，干脆撕破脸，动手打压保路运动。

9月7号那天，赵尔丰设了个局，把蒲殿俊、罗纶他们九个人给抓了，打算就地正法。这事儿一传开，老百姓们全跑到总督府大门前，跪了一地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可赵尔丰呢，愣是一点儿都没动心。到了第二天，大雨倾盆，老百姓还是不肯走，头上裹着白布巾，继续求情。赵尔丰一看，火了，直接下令开枪，结果32条人命就这么没了，真是惨啊。

保路会的哥们儿这回可真急眼了，直接动手，拉起保路军就往成都冲，没几天功夫，二十万人就凑齐了。但人多力量大也没用啊，手里家伙什儿不够硬，打仗也没啥经验，最后还是没攻下来。

局势渐渐变得不妙，朝廷心里也发怵，就赶紧派了在四川老百姓眼里很有威望的岑春煊去四川。岑春煊一到那儿，看到情况挺紧急，就主张先稳住局面。

赵尔丰只是暂时代理四川总督一职，之前因为处理事情不当已经被骂过了。要是岑春煊去四川安抚民心立了功，那他赵尔丰的位置可就不保了。所以，他打死也不同意岑春煊进四川。端方也是这个想法，他眼睛也一直盯着这个总督的位置，心里盼着赵尔丰搞砸了被撤职呢。所以，在好多人的反对下，岑春煊最后也没能去成。

情况还是一团糟，到了9月25号，同盟会的成员昊玉章、王天杰他们宣布荣县自个儿管自己了，这下子在四川地区反清朝的风头更劲了。盛宣怀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觉得事儿闹大了，说愿意按之前王人文出的主意来办。但可惜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整个四川到处都在打仗，这事儿已经从保护铁路变成了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了。